来源： 作者： 时间：2018-02-26
内容摘要：供给侧改革既不是“里根经济学”的复制，也不是供给学派理论在中国的简单实践，随着国内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商贸流通业的供给侧改革面临新要求、新挑战。推动中国商贸流通业供给侧改革，从宏观角度看，提高要素贡献率是商贸流通业继续发挥先导作用的核心要求，供给侧改革应当与需求管理同步进行，二者不可偏废；从企业自身角度看，商贸流通企业应当从产品管理和科技创新两个角度加大投入，提高自身经营能力。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产业结构 商贸流通 先导作用
研究背景
（一）结构性矛盾促使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中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结构性矛盾因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引致，中国经济面临较为显著的结构性矛盾，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内部的结构性失衡以供需失衡为集中体现，有效需求刺激不当导致产能过剩，去库存压力增大而短时期内难以化解，企业生存艰难而引发就业矛盾，最终反映到国民经济发展成果上来。国际上一般认为认为81-82% 的产能利用率为基本正常，高于 85% 为产能严重不足，低于 75% 则表示严重过剩，表 1 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产能处在过剩的阶段。表1略
就商贸流通业而言，市场不断萎缩促使其经营愈加艰难，传统的经营模式难以在当前低迷的经济环境和日益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继续发挥作用。结构性矛盾在商贸流通业中同样存在，需求端的矛盾较为突出，加强中国商贸流通业供给侧改革显得十分重要。供给侧改革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综合性手段，具有导向性和时效性，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现状，具有长远意义。
（二）中国商贸流通业转型的现实基础
一直以来，国家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寄予厚望，并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行业发展方向、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体制机制服务搭建等为商贸流通业发展“保驾护航”。一系列政策性指导意见的出台表明国家对商贸流通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高度重视，也揭示着中国商贸流通业转型的方向。
从表 2 （略））的数据统计中可看出，2002 年至 2011 年间的商贸流通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前期稳定上升、后期跌宕下降的趋势，2007 年 21.14% 的增长率成为分水岭，2008 年之后一直处在不稳定增长当中。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弊端集中暴露，改变了此前稳定增长的趋势。金融危机后中国商贸流通业更多表现为缓慢且波动式的上升，但已经逐渐失去高边际贡献率的优势，要素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新的内生动力不足。
首先，粗放型发展模式积累的弊端难以在短时期内被改变，这是中国商贸流通业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其次，过去严重依赖的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有效劳动将会在未来几十年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人工成本面临大幅度提升的压力；再者，内生消费动力不足，表面上是有效供给的不足，实际上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所导致的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的下降；最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导致国内市场产生波动，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产生了系列性连锁反应，商贸流通业深受影响。
商贸流通业的供给侧改革
（一）供给侧改革理论溯源
供给侧改革理论可追溯到 19 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萨伊定理”，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20 世纪70 年代，“滞涨”困扰西方世界，以蒙代尔和拉弗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兴起，其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理论成为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供给学派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方国家经济的复苏，但持续恶化的财政赤字问题再次困扰美国经济。简要回顾历史，围绕政府与市场的主体关系问题构成了需求侧和供给侧关系问题的关键。中国供给侧改革经历了 1978 年至 1992 年的第一阶段、1992 年至 2012 年的第二阶段，再到当前所提出的新的供给侧改革，如表 3 所示。
中国提出供给侧改革，有人称之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中国化，但也遭到众多学者的反对。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胡鞍钢，周绍杰，任皓，2016）；理论依据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依据是中国不同层面广泛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谢地，郁秋艳，2016）。因此，相较于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以减税和放松管制为手段的供给学派政策，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更为全面、系统，并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
（二）供给侧改革的合理性
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供给侧问题不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洪银兴，2016）。基于此，就有必要从需求侧改革转向供给侧改革，即对位于供给一端的各类经济主体实行支持、鼓励及改革政策，转调节总需求改为调节总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由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问题本质和根源是“结构性”矛盾，问题解决的对策是“改革”（黄群慧，2016）。供给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冯志峰，2016），所谓新常态即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下中国已经是一个供给决定型经济，这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逻辑起点（龚刚，2016）。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与有效的消费动力严重不匹配，需求和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十分突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已经乏力，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面临转型需求，出口型经济在当前国际贸易大环境中困难重重。既有研究表明，一直所提倡的需求拉动成效甚微，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真实需求与表面需求的匹配造成的有效需求失衡。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无法满足居民真实的消费需求，导致盲目扩大生产，库存积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巨大困难，进而引发就业难、工资低等问题。因此，传统需求侧“三驾马车”框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应联通至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供给（贾康，苏京春，2016），构成供给侧改革的新方向、新思路。总而言之，化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成为必要之举。
（三）供给侧改革：商贸流通业转型的突破口
流通业、物流业是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是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供给侧中的短板与瓶颈。就中国物流业而言，中国物流业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在于结构，而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是当前中国物流业面临的主要矛盾（何黎明，2016）。流通方面，中国商贸流通业目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网络布局不合理，城乡发展不均衡，集中度偏低，信息化、国际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日益突出。
从传统经济学理论出发，商贸流通业供给侧改革具有合理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几十年的主导型经济，改革开放背景下国际贸易取得重大成就，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因此购买力也在不断增加，但是这都是建立在粗放型的传统的发展方式的基础之上的。传统发展方式下，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对资源的无节制使用以及低效率的使用，构成十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问题。换言之，中国包括商贸流通业在内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以牺牲资源、环境等为代价的。中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社会财富，具备自主研发能力，劳动力素质得到极大提高，有物质基础进行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也就应运而生。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贸流通业先导作用机制剖析
（一）需求侧、供给侧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
中国商贸流通型企业众多，产品和服务同质化严重，且产能严重过剩，既不能满足企业盈利需求，又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产生了困扰行业发展已久的供需结构性矛盾。一直以来，所倡导的消费型经济并未产生实质性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如何合理引导消费才是供给侧改革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之一。
计划经济下，产品和服务通常是供不应求，市场需求超过供给；市场经济下，供过于求的现象时有发生，企业苦于产品无销路。需求侧强调产品和服务的大量供给，实现供给和消费的同步刺激，供给侧强调尊重市场需求，从供给端变革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式。需求侧管理依靠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管理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供给，如图 1 所示。需求侧和供给侧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也就意味着供给侧改革并非是对需求侧管理的摒弃或弱化，这对于商贸流通业同样适用。
（二）商贸流通供给侧改革的内在逻辑解读
商贸流通供给侧改革有其内在的逻辑，设总需求为AD，总供给为 AS，如图 2 所示，当总供给（AS）处于起始阶段（AS1）时，由于要素供应充足，且社会需求并没有持续大幅度的增加，因此经济要素的产出能够满足社会上全部的需求（AD1）。此时，总供给是固定不变的，只要总需求 AD1 在合理的范围内，即需求未超出供给的能力范围，则总产出（Y）持续增长，且商品价格保持较低的水平，实现了帕累托最优。随着总需求的不断提升，出现了 AD1 向 AD2 的变动，此时厂商为满足需求的增长，需要加大经济要素的投入（低效率的消耗模式），厂商为弥补要素需求增加而带来的成本上涨问题，产品价格（P）就会上涨以弥补要素成本，此时产出和价格实现“双升”，但整体上仍然处于均衡当中，社会福利损失较小。需求在无限制的扩张中，导致需求曲线进一步右移。当总需求移动至 AD3 的位置时，会发现产出无法实现增长，但价格增长却十分迅速，其原因就在于经济要素已经消耗过多，趋于殆尽状态，因此要素价格上涨迅速，即图2中的O1点。
就目前的中国而言，资源、环境浪费严重，矿产、土地、水、森林等资源消耗过多，导致其价格快速上升，必然促使房价高企、物价飞涨等。针对目前情况，如果继续刺激消费，有效产出并不能增加，则出现有效产出停滞而无法满足需求的状况，同时加之过去过剩的产能积压，结构性矛盾再次加剧。此时，通过供给侧改革，即提高土地、资本、劳动力和创新等要素的产出效率，促进要素边际贡献率提高，进而改变供需临界值，促使总供给曲线从 AS1 移动到 AS2 而达到新的均衡成为新出路。
（三）发挥商贸流通业的先导作用以促进供给侧改革
宏观角度：要素贡献率与供需结构的平衡。第一，在合理引导消费的基础上调整现有的行业内部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从而推动经济要素的高效利用。在原有的需求侧管理体系中，过分强调消费的刺激作用，而忽视了传统发展方式下经济要素的效能已经接近于临界值的事实，如人口红利的消失。提高经济发展要素的产能效应是当前面临的迫切需求，是落实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第二，商贸流通业的供给侧改革要在合理的需求管理基础下推动，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进行。理论导向、政策转向并非“非此即彼”，而是需要在合理的需求侧管理基础上加强供给侧的改革，从产业结构调整、产能消化、国际竞争与合作等角度展开，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要素结构的优化。
企业角度：科技创新与产品管理。第一，以科技创新引领新型工业化发展是中国商贸流通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科技创新引领社会变革，催生更具多样化的需求，促使企业面临更加紧迫的创新需求。随着包括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在内的重要科技类创新活动的增加，商贸流通业发展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包括贸易方式的转变、交易方式的转变、金融服务方式的转变等等。第二，优质产品是商贸流通企业获得市场认可的根本之路，因此需要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突出产品质量和产品的创新性。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增加不仅体现在量的问题上，更多体现在质的追求上，特别是多样化的需求对企业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就产能过剩而言，产能过剩不仅是量的过剩，同时也隐含了质的缺失，因此企业应当加强对产品的管理和控制。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发展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改革源于中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引致，有其历史必然性。商贸流通业的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整体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国商贸流通业的供给侧改革，继续发挥先导作用，既要提升要素生产率，又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动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共同改革；从企业自身的角度而言，还需要加强产品管理和控制，加强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总而言之，推动中国商贸流通业供给侧改革需要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保持审慎判断能力，把握发展方向和机遇。
参考文献：
1. 韩琳 .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贸流通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商业经济研究，2017（15）
2. 胡鞍钢，周绍杰，任皓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2）
3. 洪银兴 . 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J]. 中国工业经济，2016（6）
4. 黄群慧 . 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J]. 中国工业经济，2016（9）
5.贾康，苏京春.论供给侧改革[J].管理世界，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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