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作者： 时间：2020-05-20
摘要：在对曹操的评价问题上，明代文人持贬斥态度的居多，并且形成了一股骂曹之风。这种风气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明代文人普遍接受以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观念，作为明代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在这方面发挥了引导性的作用。此风气之于文学上的影响则主要有两端，首先是出现了像徐渭《狂鼓史》这样露骨骂曹的戏曲之作，其次是毛氏父子在修改《三国演义》时极力强化了“贬曹”的创作倾向。
关键词：明代文人,曹操评价,文学影响
曹操是最容易引起广泛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历朝历代，褒贬不一，而在那些或褒或贬的评价背后，可以反映出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及文人心态。明代是对曹操攻击非常激烈的一个时期，无论士庶，多以“骂曹”为快，前人贬曹，或基于一己之好恶，或带有地缘政治的因素，但都没有像明代那样成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行为。而且，明代距汉魏已远，又是大一统的王朝，无论对曹操是褒是贬，均没有政治上的迫切需要，所以终明一代，并没有出现像唐宋诸朝由最高统治者介入的导向性的官方举措。换言之，明代文人对曹操的评价往往带有更多的自发性，能够比较真实地折射出他们的文化心态。
一
毋庸置疑，明代文人对曹操的评价是以负面为主，且常常是言辞激烈的谩骂攻击，如《三国演义》中庸愚子序：“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之，必失之，万古奸贼，仅能逃其不杀而已，固不足论。”[1]126《医闾集》卷三：“曹操乃汉之贼臣，后人当直呼名而已，世之编诗者乃称曰魏武帝，何其谬耶。”同书甚至对荀彧也一并骂道：“荀彧为曹贼作谋一生，至老乃自杀，所谓死有余辜者也。”[2]89对曹操的切齿之恨，溢于言表。将曹操称为“曹贼”“奸贼”“汉贼”“奸雄”者，在明代的各种诗文集中比比皆是，沈周《石田诗选》卷九“岳王坟上树”：“岳王坟上树，武侯庙前柏……一不忘北兵，一不忘曹贼。”[3]122李东阳、张凤翼等也都在自己的诗文中使用这样的称谓。明代文人对曹操的人品论断还波及对其文品的评判，代表性的有杨慎《升庵诗话》卷一：曹孟德乐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脍炙人口久矣，其希僻罕传者若“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之有命，虑之为蚩”。又云：“壮盛智慧，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不特句法高远，而识趣近于有道，可谓文奸也已[4]15。
前人对曹操纵有贬词，但不会指斥其文学成就，而明代文人竟加以“文奸”的蔑称，贬曹之论，至此极矣。明代文人对曹操的负面评价，往往以情绪宣泄为主，缺乏理性分析与内在逻辑是其重要特征，如张溥《魏武帝集题辞》末句云：“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此两人不死，杀孟德有余。”[5]21既然承认孔融吕布之才智无法与曹操相比：“孟德实兼其长”，且二人又均死于曹操之手，却偏偏得出“此两人不死，杀孟德有余”这样的推断，实在毫无逻辑可言！此外，由于骂曹已成为当时文人的某种共识，所言所论便常常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如梦藏道人的《三国演义序》中云“唐李德林谓曹贼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此段文字本源自《史通》卷七，原文如下：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按曹公之创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而寿评……故典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夫无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邪？[6]58
刘知几的这段叙述显然是在批评李德林无视陈寿
《三国志》“帝魏寇蜀”的原意，空发议论，即所谓“无其文而有其说”，梦序不仅将隋人李德林误作唐人，且张冠李戴，将刘知几的话错安在李德林的名下，似乎只要是骂曹就好，至于何人所骂为何骂便不去考虑了，而一些明代文人的浅薄虚妄也可见一斑。明人骂曹，还有通过编排故事、虚构小说来达到丑化曹操这一目的的。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便著录有名叫《曹孟德一瓜杀三妾》的明代拟话本[7]369，此文虽佚，但冯梦龙《古今谭概》卷十六《鸷忍部第十六》有《一瓜杀三妾》一则，标题相仿，亦写曹操事，情节估计相去不远：
曹操宴诸官于水阁。时盛夏，洒半酣，唤侍妾用玉盘进瓜。妾捧盘低头以进，操问：“瓜熟否？”对曰：“极熟。”操怒，斩之，坐客莫敢问故。操更呼别妾进瓜，群妾皆惊。内一妾聪敏，遂整容而前。操问如初，对曰：“不生。”操怒，复斩之。再呼进瓜，无敢如前者。一妾名兰香，操所深昵，众妾皆逊之。香乃擎盘齐眉而进。操问曰：“瓜味如何？”曰：“甚甜。”操大呼：“速斩之！”坐客皆拜伏请罪。操曰：“公安坐，听诉其罪。前二妾吾斩之者，久在承应，岂不知进瓜须齐眉而捧盘耶？及答吾问，皆开口字，斩其愚也。兰香来未久，极聪慧，高捧其盘，是矣；复对以合口字，足知吾心。吾用兵之人，斩之以绝其患。”[8]900此故事极写曹操之猜忌阴狠，但一者此事明以前史料无载，二者奢谈“开口闭口”，有受当时戏曲演唱风尚影响之痕迹，故多为明人生造，以显曹氏的残暴与奸邪。明代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骂曹之风，最主要的原因是以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观念。以蜀汉为正统自南宋以后成为文人三国史观的主流话语，清人纪昀曾指出：“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纷纷起而帝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故南宋末年，朱熹的《通鉴纲目》一改司马光《资治通鉴》以曹魏年号编年的史书体制，而代以蜀的年号。这一做法，得到了后世文人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到了明代，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朱熹对待曹魏的态度也便成为文人取舍褒贬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如在文章中以“贼”“汉贼”称曹操，朱熹之前并不多见，即使憎恶曹操的苏轼也只是称其为“鬼域之雄”（“奸雄”之义），而朱熹则屡屡使用。其《题曹操帖》云：“余少时尝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余默然亡以应。”[9]4《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又云“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为汉贼也”[10]3234。前段记述，明代文人论及汉晋书法时往往津津乐道之，如王世贞《弇州四部稿》、陈耀文《天中记》、杨慎《丹铅余录》等都有记录；后者将“汉贼”指称泛化的作法也为明人文章所效仿，如胡居仁《王猛》一文称“曹操孙权皆汉贼”[11]111，便可见朱熹的影响。
二
嘉靖年间，伍光忠作《江淮异人录跋》，谈及曹操，称之为“英雄豪侠之才”，此等评价在万历以前的明代文人中实属罕见。其实，以曹操为英雄在唐宋以前是多数文人之共识，就连贬损曹操的苏轼，也曾在《前赤壁赋》中塑造了曹操飞扬豪迈的英雄形象：“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此赋影响甚巨，宋人多有唱和之词，如刘将孙《沁园春》：“叹孟德周郎，英雄安在，武昌夏口，山水相缪。”曹冠《哨遍》：“自古英雄，孟德周郎，旧踪可想。”张孝祥《水调歌头》：“一吊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横槊，兴废两悠悠。”这些词作也都是将曹操视为一世英雄的。只是时过境迁，当“骂曹”成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意识和话语行为时，以曹操为“英雄”者自然要承担较大的风险，甚至会被视为“异端”。
时至晚明，随着心学左派激进思潮的兴起，一些与传统意识主流观念直接对立的“异端”思想开始出现，这其中，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李贽学说最为醒目。李贽被后世称为“狂悖乖谬，非圣无法”，而他在曹操的评价问题上与他的其他言论同样的惊世骇俗。李贽《焚书》卷五“读史”中专门收录了关于曹操的两则故事：曹公欲以爱女嫁丁仪，五官中郎将曰：“妇人观貌，而丁仪目眇，恐爱女不悦。”后公与仪会，因坐而剧谈，勃然起曰：“丁掾好士，即使其两目盲，犹当嫁女与之，何况但眇？是儿误我！”呜呼！曹公爱才而忘其眇，爱才而忘其爱，爱才而忘其女之所不爱，若曹公真可谓爱才之极！……又，魏武病头风，方伏枕时，一见陈琳檄，即跃然起曰：“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病，是天下良药不从口入而从心授也。病即起于见文章，是天下之真药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领也。夫天下之善文章，如良药之善用药，古今天下亦不少矣。故不难于有陈琳，而独难于有魏武。设使呈陈琳之檄于凡有目者之前，未必不皆以为好，然未必遽皆能愈疾也。唯愈疾，然后见魏武之爱才最笃，契慕独深也。……[12]196
这两则故事显然都是颂扬曹操识才爱才的品质，曹操的唯才是举在历史上素有美谈，司马光称其“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然而在明代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够像李贽这样由衷地赞美一个人人唾骂的“汉贼”，这首先需要的倒未必是识见，而是一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坚持的勇气。不仅如此，李贽还在另一篇《强臣论》中为曹操作进一步的辩护：
臣之强，强于主之庸耳，苟不强，则不免为舐痔之臣所谗，而为弱人所食啖矣。死即死啖即啖可也，目又安得瞑也，是以不得已于强也。……乔玄之言曰：“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贼。”吾以是观之，使老瞒不遭汉献，岂少一匡之勋欤？设遇龙颜，则三杰矣。[12]77
此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庸主”才是“强臣”产生的根本原因，识见深刻，比之喋喋不休的骂曹之言，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李贽的所言所论所行，确可证明他是那个时代最富独立见解与主体意识的勇者。需要指出的是，李贽对曹操的评价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是相一致的，李贽既然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自然也会反对“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所以不会盲从朱熹对曹操的论断，另一方面，李贽对历史人物的人品是非的品评持包容全面的观点，曾言：“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也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13]37反对给曹操在内的历史人物贴上固定的标签，主张自由开放的评价方式。出现在万历、天启年间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般认为是出自于叶昼的伪托，不管作者究竟是谁，他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无疑秉承了李贽的历史观，对曹操往往不吝赞美之辞：“毕竟袁本初、曹孟德辈是英雄，若何进者，犬彘耳，何足与论大事哉！”（第二回总评）[14]25对曹操持激赏态度的言辞还有多处。只是李贽及其追随者对曹操的评价虽然独树一帜，但由于贬曹骂曹的社会心理业已形成，所以类似的言论并未能改变当时人们的贬曹意识与行为。
三
如前所述，明代文人对曹操的评价虽然也有一些比较清醒公允的议论，但骂曹贬曹则是主流，这种风气之于文学上的影响有两端，首先是出现了像徐渭《狂鼓史》这样露骨骂曹的戏曲之作，其次使得毛氏父子在修改《三国演义》时极力强化了“贬曹”的创作倾向。三国故事是元明知识阶层比较热衷的一个创作题材，元代数量众多的三国戏和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都是最好的明证。在元代三国戏中，出现曹操形象的有《关云长单刀劈四寇》、《张翼德大破杏花庄》、《张翼德单战吕布》、《张翼德三出小沛》、《莽张飞大闹石榴园》、《曹操夜走陈仓路》等，这些作品有的是将曹操作为反面形象来塑造，也有的是作为正面人物，但即使作为反角，剧作也没有刻意丑化曹操的倾向，直至明初朱有燉的《义勇辞金》仍然承袭了这种创作传统。在《义勇辞金》中，多处敬称曹操为“曹公”，还借张辽之口盛赞曹操：“想俺曹公机深智广，善察知人。识拔奇才，不拘微贱。三军未食，自不言饥。三军未营，自不归帐。待将士如腹心，与士卒同甘苦。朝中将相握双权，天下英雄都领袖！”[15]9而在以后的明代戏曲作品中，对于塑造曹操这一形象，则不再有什么赞词，完全成为奸雄的反面典型，徐渭的《狂鼓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狂鼓史》不仅一改过去戏曲中曹操由外扮的传统而代以净扮，作为一部泄愤之作，更别出心裁，让祢衡在阴间将曹操生平的“恶行”重新一一数落，击鼓痛骂：[混江龙]……曹操，这皮是你身儿上躯壳，这槌是你肘儿下肋巴，这钉孔儿是你心窝里毛窍，这杖板儿是你嘴儿上獠牙。两头蒙总打得你泼皮穿，一时间也酹不尽你专心大。且从头数起，洗耳听咱。[油葫芦]第一来逼献帝迁都又将伏后来杀，使郗虑去拿。唉，可怜那九重天救不得一浑家！帝道：“后，少不得你先行，咱也只在目下。”更有那两个儿，又不是别树上花，都总是姓刘的亲骨血，在宫中长大，却怎生把龙雏凤种，做一瓮鲊鱼虾。……
《狂鼓史》通篇都是骂曹之辞，由于徐渭在后世文坛的巨大影响，这部戏曲也成为最经典的骂曹之作，在明清两朝广为流传，从而使得曹操的白脸奸雄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在小说方面，最接近于罗贯中原本的嘉靖本《三国演义》尽管在总的倾向上是反曹的，但绝非一味丑化曹操形象，而是颇多称颂赞美之辞，并且对其言行进行了不少具体细致的正面描写。这与元代三国戏塑造曹操形象的创作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但随着明代骂曹之风的兴起，这样的曹操形象显然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也正是基于这一社会心理背景，清初毛纶、毛宗岗修改《三国演义》时才极尽所能地在一切内容细节上加强了反曹的思想倾向。在毛本《三国演义》里，但凡原本对曹操的褒词一概删除，甚至于将原著凡称曹操为“曹公”处大都改去，同时处处增添对其不利的文字。例如曹操第一次出场时，嘉靖本对他作这样的介绍：
见一彪人马，尽行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中熟谙韬略。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1]246
如前所述，明代文人除李贽等极少数人外绝不会以“英雄”来称呼曹操的，所以到了毛本中，这段充满赞誉色彩的文字只剩下了“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这样寥寥数语。类似的删改例子在毛本《三国演义》中不胜枚举，可以说，毛本《三国演义》几乎全盘接受了明代文人对曹操的评价传统，对曹操极尽詈骂丑化之能事，使得曹操基本定格为人人憎恶的奸雄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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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文理导航》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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